上图、左下图：2005年7月CSM击败所有竞争对手，成为香港独家收视率调查机构；右下图：为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合作签约。

Concentration，专注

         兰柱的嗜好并不多，数码电子产品算得上是其中之一。市面上新推出的数码产品，不管是手机、电脑、GPS导航仪、多媒体播放器等等，很快就会出现在他手里。经常看到他连续几天研究尝试，直到把所有的功能都了解了，过段时间又开始下一轮更新。对事物的专注也同样体现在工作中，无论是面对公司同事还是客户，无论是简单的工作汇报还是正式的会议，无论是上千万的合同谈判还是公司员工业余活动安排之类的琐事，只要他参与讨论，都会表现出同样的专注和投入。
         兰柱家在内蒙古，本科读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专业。兰柱从不讳言，刚进大学时，他的英语完全属于哑巴英语，只会写，不会听也不会说，连同学间用宁波话交谈，都被他误认为说的就是英语。而作为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英语，尤其是口语，是必须跨越的门槛。因此，从一入学开始，兰柱就开始向这只学业和事业上的“拦路虎”宣战。到毕业的时候，他的英语成绩已经跃居到全年级的前列。毕业后的这20多年间，兰柱仍然没有放弃对英语的学习实践，听说能力继续精进。在多次国际会议上，他甚至越俎代庖，“抢夺”翻译的角色，为发表演讲的国外嘉宾进行同步传译。事事求精的专注精神，也灌输到了CSM的发展当中。从CSM成立之日起，兰柱一直致力于把CSM培育成中国最好的收视（听）率数据供应商，只为业界提供数据和研究成果，不做咨询和顾问服务。凭借着十三年的努力和专注，如今CSM的调查数据，代表了全国13亿观众和听众对2000余个电视频道和近400个广播频率每天播出的节目进行评判，引领着全国每年近600亿广播电视广告的去向，已经成为了权威的代名词。

2005年，王兰柱做了一件事情，被父亲称为“总算办了一件像样的事”：他投资拍摄了电影剃头匠。

Strive，努力进取

         与任何一个创业型公司一样，企业的老板在起步阶段更多的是担当着一个主要销售人员的职责。2000年前，主要是我配合兰柱从事开拓市场的工作。那几年大概是我们出差最为频繁的一个阶段，一年之中有八、九个月都是在旅行的途中。由于收视率的理念和收视率的数据在当时完全没有得到行业的认可，每一次的出差都变得异常单调而艰难，需要面对媒体、广告公司、广告主一次一次重复收视率的来源和用途等这些现在看起来最为基础的概念。不了解和不理解导致了一些排斥的情绪，遭到冷落甚至被拒之门外也是常有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兰柱体现出了强烈的进取愿望，不管面对对方单位的领导还是普通的办事人员，他始终保持平静的心态，不厌其烦地进行解释说明或者实际演示，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能说服对方的机会。在一次次的拜访、交流的过程中，CSM的经营规模在十年间增长了数十倍，在业内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逐步树立起了客观、公正、权威的公司形象。
         在CSM步入稳定发展期后，兰柱努力进取的工作态度也从未松懈过。2004年，香港地区启动了收视率调查招标项目。在之前的25年中，一直是另一家国际调查公司中标，独家为香港地区的媒体和广告代理机构提供收视率数据。面对竞争对手如此长期的合作基础和稳固的客户资源，包括CSM董事会在内的很多人都对香港的项目没有寄予很大希望。当时兰柱积极争取，组建项目组，从设备测试、技术准备、人员筹备等各个环节亲历亲为。我记得在投标前的那一年中，几乎每个月他都要飞到香港两三次，努力协调各方面的关系。最终CSM击败所有竞争对手，在2005年7月的香港收视率调查招标会上成功中标，成为香港独家收视率调查机构。

风雨同舟十三年——和王兰柱在一起

More and less，少说多做

         十余年在媒体这个喧嚣热闹的行业中穿梭，兰柱并没有变得浮躁，反而更加扎实沉稳，把最多的精力投入到做事当中。收视率的概念被广泛认知后，曾经一度，收视率的作用被扩大化，被上升为评估节目质量和衡量媒体价值的唯一指标。收视率本是为决策者提供决策的依据之一，但理应作为工具使用的数据被赋予了过多的职能。对收视率的盲目追求使得其承载了太多本不该它承担的责任，甚至出现了“收视率是万恶之源”的说法。对此，兰柱并未急于解释、回应抨击，而是更加强调修炼内功，制订种种措施提高数据质量。同时，组织专门的团队从各个角度对数据进行研究分析，出版各种研究报告，通过对收视率的全方位解析还原其自身的价值。“收视率不是万能的”、“收视率是杠杆不是标杆”等著名理论逐渐为广大用户普遍接受，行动最终胜过了雄辩。
         从国际贸易向传媒行业转型后，兰柱很快清醒地认识到了提高自身专业理论水平的需要，以及做大做强企业必须运用现代化手段管理的思路。他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努力学习，先后在澳大利亚蒙纳士工商管理学院读取工商管理硕士（EMBA），在中国传媒大学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并在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担任兼职教授。一路走来，兰柱留下的是一步一步扎实的脚印。
         2005年，兰柱还做了一件事情被父亲称为“总算办了一件像样的事”：他投资拍摄了电影《剃头匠》。整部影片真实展现了生活在北京城里普通老人们的生活，以及他们对待生活和死亡的态度。《剃头匠》随后在美国、日本、印度等多个电影节获奖，面对这些荣誉，兰柱仅说了一句话：这是一部献给父亲的电影。2003年，兰柱的父亲重病入院，下达病危通知后，兰柱整整在父亲的病榻前守护了13天。或许是他的诚意感动了上天，父亲最终度过难关，奇迹般地康复了。之后兰柱有了拍摄这样一部电影的念头，他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向父亲表达在这13天中的感触和他40年人生岁月的思考。父亲的认可才是对他的行动最好的奖励。
         兰柱性格温和，待人诚恳，心地宽厚，作为多年来工作中的下属和生活中的朋友，我曾多次与他深谈，而每一次都能有所感悟。经常和兰柱聊起，在多年以后我们退休的时候，希望我们对自己开创的这个行业都做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而且还能够看到更多的人加入其中，将之继续发扬。
         回首十三年来与兰柱和CSM一起经历的点点滴滴，我最大的感受仍是“幸运二”字。能够目睹和经历一个行业从开创到辉煌的全过程，实在是命运对我的一种眷顾。跟随这样的一个人，投身在这样的一个企业中，我所能做的只有心存感激、继续前行、不离不弃。

好友点评：

向前走，莫回头！

■  张海鹰  群邑媒介购买总经理

         安平信先生写王兰柱先生，写得很真切！
         我曾在CTR和CSM两公司任职7年。我与兰柱，从CSM建立前后和他共同开拓市场，到后来我任CSM董事、兼副总经理，加上我去电通、群邑后和他继续生意往来，已经认识13年了。为此，我曾经跟编辑说：要是写兰柱，在中国非我莫属，可惜，我现在太忙，没有时间。
         在我心中？兰柱是一个什么人？
         一个纯朴的农民。我的牙不好，他一天到晚跟我炫耀：我从小没钱买牙刷、不刷牙，所以牙齿特别好！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还有自己家里非常穷——中国孩子穷，多不愿意说出来；兰柱没有那个虚荣，反而经常平淡地跟我讲自己贫穷的家乡、家庭。
         一个能吃苦的大学生。兰柱之所以有今天，大概因为他在大学4年间常年做Frank Small（模范市场研究公司）的兼职访问员。那时候，大家都不愿意去农村访问，他就去了。后来他发现：农民面访特别容易，给的交通补助还多。他知道了：主动去吃苦、去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命运没有让他吃过亏。
         一个成功的商人。CSM建立最初的几年，各个电视台没有少来“干仗”。有时候规模很大，但每次他都顺利地把危机化解掉了，很多时候还能把危机转换为商机。34个省级台联合批评是最突出的一次：从那之后，中国在仅仅有城市收视调查系统的基础上增加了省级媒体的调查。
         一个专家。CSM建立早期，我跟他聊：应该去读读书。我说：你看，人家谭泽薇，走哪都是谭博士，研究公司不同于产品公司。他听了，没多久，就去读了澳大利亚的MBA，然后是博士，现在又是博士后，一路狂读，有时担心他会成为一个书呆。2008年底，在一个电视台长召开的座谈会上，听他即兴发言的系统、观点的独到、理论结合实际，遂知：功夫乃成。
         兰柱，向前走，莫回头！

从草原而来的收视率拓荒者

■  金国强  中国广告协会电视委员会秘书长

         认识兰柱十多年了，依稀能听到他身上迸发出的马头琴的歌声，浑厚而具有穿透力；依稀能看到他多年一直不变的笑容，朴实而真诚。可以说，他开辟了中国电视收视率的未来之路，这条路漫长而又曲折，像悠悠草原带给人的感觉一样，充满希望、宽阔而奔放，但也是荆棘丛生。
         作为他的朋友，我能够感受到他的艰辛和执着。在中国庞大的广电媒体复杂的竞争环境中，能够站在公信的角度上去衡量数据，没有一定的胸襟和智慧，绝非易事。他做到了，从一名收视率调查公司的翻译，和中方谈判这个很传奇的过程，到目前的CSM的成功，我觉得离不开兰柱的一腔热血。那是草原马背者的牧歌激扬着的热血，骨子里弥漫的却是朴实和坚韧，带给中国电视广告未来的是建立合理的媒体价值评估标准。
         喧嚣的城市让人变得很浮躁，草原最令人向往的则是那原始的歌声和自由奔放。这么多年，兰柱就是这样保留着草原人的精神，对父辈的孝顺感动着身边的每个朋友。名利双收时，他依然是他，每时每刻，我都称呼他是那个笑着从草原奔驰而来的拓荒者，一个用数据说话的拓荒者。

做行业龙头，用数据说话

■  刘国基  北京大学广告系客座教授

         认识王兰柱已经超过12个年头了。当《广告人》的编辑来电要我对Paul（老王的英文名字）那个人、那些事儿做个点评的时候，我却不免有些踌躇。如果要对这样一位在事业颠峰冲浪的人物做一番评论的话，我够“认识”他吗？
         不过，我仔细一琢磨，自从1997年我在实力媒体担任公关总监开始，以及后来担任媒体策划总监以来，跟CSM打了无数交道，对于Paul我还真的有话要说：
         记得两三年前，CCTV著名的制片人兼主持人崔永元在接受南方某个杂志专访时，就对电视的收视率报告十分激动和愤怒，痛批为“万恶的收视率”。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绝对能够让一个制片人或主持人“让我欢喜让我忧”的东西，就是“一翻两瞪眼”的《收视率报告》。不管你的节目或栏目策划多么伟大、你的节目或栏目制作多么费心，最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数字会说话，如果收视率报告的指标不理想，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浪淘沙机制下，你就准备被“末位淘汰”吧。
         因此，全中国各级电视频道和节目栏目的经营者们，对于收视率报告是既恨又爱，所以对于处在电视监测业的数据供应商王兰柱这个人也是既恨又爱。Paul担任总经理的CSM数据，因为具有中国最大覆盖面、最高权威性、最专业包装的世界级伙伴关系，所以被中国的营销界和传播界当成是评价和购买电视广告时段的“垄断性行业标准”，具有货币指标性质的“硬通货”！
         一般史家在评价秦始皇的历史功过时，通常一致认为，他给中华民族最大的贡献，除了结束战国的分裂状态、统一全中国之外，就是统一中国的文字、货币和度量衡。这个空前绝后的任务，如果换算成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电视市场竞争格局，那么，CSM的王兰柱便是在中国电视战国时代统一电视监测报告行业标准和监测数据指标的秦始皇。
         Paul，除了在北大教室，这是我在公开场合第一次“表扬”你！